恒州南街里养狗的地方中国服饰文化与定州的
发布时间：2024年11月14日 点击：[3]人次
中国古称神州、华夏。神州者，神农氏之州也；华夏者，唐朝经学家孔颖达在《春秋左传正义》记载说：“中国有礼仪之大，故称夏；有服章之美，谓之华。”
我们现在习惯性把历代中华传统服饰统称为汉服。从其形制来说大致分为两类，即：襦裙和深衣。
所谓襦裙，就是上衣下裳，譬如东汉末年《乐府诗集》中的《陌上桑》，文中就花了大量笔墨描写少女罗敷的精致穿搭：“头上倭堕髻，耳中明月珠。缃绮为下裙，紫绮为上襦。”所谓深衣，俗称“袍服”，上衣下裳是一个整体，中间不断开，上下一体的服装，其特点是使身体深藏不露，雍容典雅。
史载，汉服“始于黄帝，备于尧舜”，到了西周，形成了以“天子冕服”为中心的章服制度。实际这一时期的中华服饰就是上衣下裳的襦裙形制。到了春秋战国时期，深衣才作为时代特征的服装出现在各诸侯国贵族阶层，因其“被（pī）体深邃”而得名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才确立了完善衣冠服制。到了汉代，随着桑蚕养植规模的扩大和缫丝产业的日趋发达，中华服饰形制趋于成熟。由隋入唐后，中国古代的服装发展进入了全盛时期，服装款式、色彩、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。
自从有了服装傍身，人便和皮毛禽兽完全区别开来。这是人类个体改善生活的一小步，却是人类整体文明进程的一大步。
服装的发达，有一个必要的前提就是桑蚕养植的高度成熟和纺织技术的完善。中原华夏地区的服饰具备了诞生和发展的必要条件，并在三千年间不停的变化与演进，而定州，作为唐尧封国的领土、古中山国的发祥地、汉中山国的隆兴之地，从春秋战国到明清两朝，对我国服饰文化的发展和推广都起到了积极且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蚕桑产业发达，奠定汉服文化基础
唐代的河北道中部是当时全国丝纺织业技术最发达、丝纺织品产量最多的地区。其技术和产量远远超过江南，是当时丝绸之路最重要的丝绸纺织品生产基地之一。《通典·赋税》记载，唐开元年间全国总贡赋丝织品3419匹，其中河北道贡1765匹，占全国总量的51.6%，其中定州丝织品产量居全国之首，贡赋达1575匹，占全国的46％。这足以说明河北道及其中部的定州纺织业在全国的地位。
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和李吉甫《元和郡县图志·河北道》记载：河北地区不仅丝纺织业产量居全国前列，且丝纺织品的技艺很高，用作国际交流和朝廷赏赐的特种丝织品，大都出自河北。河北道有5州12个特种丝织品，远胜于河南和江南道，居全国10道之首。书中还特意提到，定州（包括石家庄市的无极、晋州、深泽、新乐等地）产的罗、细绫、瑞绫、两窠绫、独巢绫、二包绫、熟线绫；恒州（治真定，今正定）产的孔雀罗、瓜子罗、春罗等，都是闻名全国的特种高级丝织品。定州的特种丝织品两巢绫每年贡14匹。
唐代张鷟在其《朝野佥载》记载说：唐定州何明远大富，主官中三驿。每于驿边起店停商，专以袭胡为业，资财巨万。家有绫机五百张。远年老，或不从戎，即家贫破。及如故，即复盛。说明当时定州不仅蚕桑养植发达、纺织加工业繁盛，还是北方的贸易重镇。这些都为汉服的发展与演变奠定了物质基础。
定州桑蚕养植的传承最早可追溯到黄帝，黄帝与炎帝合符，讨伐蚩尤。曾在唐河南岸长期驻军，黄帝正妻嫘祖发明养蚕技艺，并将其带到唐河流域。帝尧受封唐侯，就在定州一代，蚕桑业得到进一步发展。
真正使蚕桑养植推向鼎峰的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。西汉经历“七王之乱”后，各诸侯国均收到嫌猜和压制，到汉武帝时期，社会局面稳定，经济水平大幅提升。中山靖王为了坐稳诸侯王宝座，极力讨好汉武帝，为了摆脱嫌疑，不触碰盐铁等资源类产业，于是大力发展两个产业，一是蚕桑养植，二是歌舞娱乐。每年定期向中央进贡丝绸、布帛和歌舞艺人。因为长安是首都，大家都习惯性认为丝绸之路在中国的起点是长安，由于南方诸侯国经历“七王之乱”后无心产业，而中山国只务产业，不问政事，于是中山国成为了长安中央政府的产业大后方。而真正的丝绸之路起源地正是中山国，也就是今天的定州。历代中山王墓出土的文物当中，既有精美绝伦的丝织服装，还有各类蚕形象制品，比如金蚕、铜蚕等，蚕几乎成了一种图腾象征。到东汉末年，刘备的出生地涿州大树楼桑村，说明中山靖王后裔一直和桑树有不解之缘。
中山靖王为了排除造反谋逆的嫌疑，还大力发展歌舞娱乐业，定州著名音乐家李延年兄妹，就是中山靖王培植并进献到长安的，史载李延年在皇宫以养狗为职，他的妹妹李妍（也就是后来的李夫人）在平阳公主府工作。“人靠衣装马靠鞍”，作为歌舞娱乐行业的从业者，必先从衣着服饰上加以美化，正因如此，中山国的蚕桑养植、缫丝纺织、和服装形制在当还来说均属国家前列。这也为唐代定州蚕桑丝织业辉煌奠定了扎实的技术根本和群众基础。
两宋再造辉煌，通经断纬缂丝胜金
当服装形制趋于稳定之后，配饰和印花工艺开始进入炉火纯青，其中最负盛名的当属“定州缂丝”。据宋史料庄绰《鸡肋篇》记载：“定州织刻丝，不用大机。以熟色丝经于木棦上，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。以小梭织纬时，先留其处，方以杂色线缀于经纬之上，合以成文，若不相连。承空视之，如雕镂之象，故名刻丝。如妇人一衣，终岁可就，虽作百花，使不相类亦可，盖纬线非通梭所织也。”就是说缂丝织造时如同被刀雕刻过的丝绸，因而被称为“刻丝”。定州缂丝，被誉为“织中之圣”。它源于汉，兴于唐，盛于宋，历代为皇家御用，中华传统手工艺。文献记载：北宋丝织品“以河北定州所制最佳”，定州缂丝又"以宣和时期制作最盛"。
缂丝本为服装发展到巅峰时期所绽放出来的一朵奇葩，通常用作官宦阶层的朝服和贵族礼服，由于其工艺栩栩如生，千年不坏，又逐渐成为一种独立的缂丝工艺艺术品。比如收藏于故宫博物院的梅花寒鹊图就是其中的代表性作品。同时也出现了大师级人物沈子蕃。
沈子蕃，名孳， 1086年出生于定州孟家庄村，幼时受家传影响学习丝织，成年后专心研究缂丝艺术，成为我国北方缂丝高手，以摹缂名人书画著称于世。
1122年，沈子蕃受宋徽宗之命按照翰林院名家所绘《梅花寒鹊图》制成缂丝作品。经过反复失败又不断的摸索实践，沈子蕃大胆创新了缂丝技法——包心戗，历经三年时间终于完成了《梅花寒鹊图》。
然而，就在沈子蕃完成《梅花寒雀图》装裱准备送往汴京时，1124年，金兵南下攻宋，京城危急，国内一片混乱，送《梅花寒鹊图》的事情就耽搁了下来。
随着北宋的灭亡，大批手工艺人南迁，沈子蕃也在其列。兴盛1000多年的定州蚕桑、纺织、制衣一条龙产业，成为名播悠远的传奇。